奔瀉而來的長江，突遇黃草峽陽關天險，萬流頓成一束，在鳳山腳下形成平緩開敞的回水沱和寬闊平坦的河沙壩。

在黃草峽陽關天險上游不遠處，蜿蜒曲折的龍溪河和飛瀑成串的桃花溪，清波蕩漾，緩緩而流，在相距只有一公里的地方，靜靜匯入長江。

于是，在龍溪河與桃花溪之間，形成一個柳葉形的狹長半島。半島山巒起伏，樹林蔥蘢，仿佛盤曲奔躍的青龍，人稱青龍嶺，與正對的鳳山形成龍鳳呈祥之勢。

青龍嶺的最高處，山峰高聳，下瞰長江，遠遠望去，儼然青龍張口，飲水于長江之中，于是名為青龍嘴。青龍嘴的懸崖峭壁之下，一條斜長的巖石，直端端插入江水之中，稱為龍石梁，形成了“龍舌舔水夜月斜”的勝概。

定慧寺，就高踞于青龍嶺的最高處青龍嘴上，觀江濤而息心濤，聞天風而暢禪風，定心而發(fā)慧，弘法以濟世，成為名冠長壽、聞于巴渝的佛教圣地。

雖然，人們對定慧寺耳熟能詳，對定慧鳴鐘更是津津樂道，然而，由于年代邈遠，史籍乏載，定慧寺因何而建，何時創(chuàng)始，有何故事，如何變遷等，人們已經(jīng)無從知曉，時常引為憾事。為此，本文擬于各種史籍之原始記載的梳理之中，去接通一條時光隧道，讓人們了解定慧寺的前世今生。

定慧寺與柳宗元

定慧寺，舊名定慧院。大致以明朝初年為界，之前叫定慧院，后來叫定慧寺。按照佛教寺院的規(guī)制，院本是寺的局部，故稱院的寺廟，一般比稱寺的寺廟規(guī)模稍小。名稱從定慧院到定慧寺，似乎與寺廟的規(guī)模擴大有關。

人們很難想象，長壽定慧寺的興建，會與唐代鼎鼎大名的文學家柳宗元有某種聯(lián)系。

柳宗元(公元773—819年)，生活于中唐時代，位居中國唐宋散文八大家之列，與韓愈并稱“韓柳”。因官終柳州刺史，又稱“柳柳州”。唐憲宗元和十年(公元815年)初，因參與王叔文永貞革新而被貶為永州司馬達十年之久的柳宗元，再次受到排擠，被貶為廣西柳州刺史。

柳宗元到任后，發(fā)現(xiàn)當?shù)匕傩沼胁〔会t(yī)而迷信鬼神、巫術，濫殺禽畜，致使人口減少，田地荒蕪，禽畜難以繁殖。柳宗元在《柳州復大云寺記》中有這樣的記述：

病且憂，則聚巫師，用雞卜。始則殺小牲;不可，則殺中牲;又不可，則殺大牲;而又不可，則訣親戚飭死事，曰“神不置我矣”，因不食，蔽面死。以故戶易耗，田易荒，而畜字不孳。董之禮則頑，束之刑則逃。唯浮圖事神而語大，可因而入焉，有以佐教化。

針對這種愚昧落后的習俗，柳宗元主持修復了被焚毀約百年的大云佛寺，利用佛教戒殺的主張和講究大中之道的教義，引導百姓去掉濫殺牲口的陋習，結(jié)果，“人始復去鬼息殺，而務趣于仁愛。”

雖然，這是以佛教替代原始宗教的教化手段，但佛教的教化絕不像原始宗教那么愚昧無知，對當時的經(jīng)濟文化發(fā)展起到了積極作用。

當時的長壽，名叫樂溫，也有柳州這種信鬼不信醫(yī)的陋習和引起的相同社會問題。長壽的地方官，為此很是犯愁，但又不知所措。正是受到柳宗元治理柳州的啟發(fā)，長壽才以興建定慧院為契機，實行了一場“以佛易鬼”的移風易俗。

晁公遡《定慧院記》，對定慧院興建的緣由做了明確記載：

硤中之郡，十有三晉尚鬼而淫祀。若施與黔其尤焉。而涪于二邦為近，故其俗延及于外之屬邑，樂溫亦然。有疾則謝醫(yī)卻藥，召巫師刲羊豕以請于神，甚者用人為牲以祭，不可，則云神所譴，弗置也，即臥不食，俟期以死。世祖?zhèn)鳛槌?，不之怪，而吏亦不能禁。是以一方大蒙其害，民用鮮少，生字不蕃，長吏以下懼焉，夙夜思念所以佐天子理元元之意。因見唐柳州其俗大抵類此，賴刺史柳宗元至，知其民頑，難以訓告，因修郡之大云佛祠，設浮圖氏之法以竦動之，由是其俗去鬼息殺而稍遷焉。意者浮圖氏之法，果可以佐教化也。

原來，長壽老百姓有病則信奉鬼神，“謝醫(yī)卻藥”，這種陋習與柳州相比，有過之而無不及。不僅盛行濫殺牲畜之風，而且“用人為牲以祭”，以致當?shù)亍按竺善浜Γ裼悯r少，生字不蕃”。在今天看來，這種陋習可以說愚昧至極，簡直不可思議，但在當時的長壽，卻十分盛行，屢禁不止。

柳宗元“因修郡之大云佛祠”而使柳州民風一變，給長壽的地方官提供了很好的借鑒，于是長壽也效法柳州的做法，采取“以佛易鬼”的有效措施，興建寺廟，用佛教的義理來教化民眾，移風易俗，推進社會進步。

因受柳宗元的啟發(fā)，興寺廟以療人心，借教化而正風俗，這就是定慧寺興建的歷史因緣。

曾經(jīng)的律宗寺廟

人所共知，很長時間以來，定慧寺是傳承禪宗的寺廟?？墒?，南宋之前，定慧寺卻是一個傳承律宗的寺廟。

揭示出這段歷史的人，是宋代著名文學家晁公遡。南宋孝宗淳熙二年(公元1175年)，由中原避難南下、客居夔州路涪州(今重慶市涪陵區(qū))的晁公遡，因事來到時名樂溫的長壽，寫下了《定慧院記》一文。文中交待：“今樂溫有浮圖祠曰定慧，其見以律自名?！?/span>

佛教傳入中國后，與中國固有的文化特別是道家文化融合，開始演繹為中國化的佛教。從初唐到盛唐，逐漸形成三論宗(又名法性宗)、瑜伽宗(又名法相宗)、天臺宗、賢首宗(又名華嚴宗)、禪宗、凈土宗、律宗、密宗(又名真言宗)，即通常所說的性、相、臺、賢、禪、凈、律、密八大宗派。

律宗，主要是學習和研究戒律的，由道宣律師(公元596—667年)創(chuàng)立于西安終南山的凈業(yè)寺。道宣認為，小乘佛教的《四分律》最適合中國國情，遂以大乘教義來解釋小乘律典，明其戒體，立其戒相，使律藏得以一統(tǒng)，并為佛教徒生活奠定了規(guī)約儀范。就戒條戒相說，有五戒、十戒、具足戒之分。五戒是出家、在家弟子共持的戒;十戒、具足戒是出家弟子的戒。律宗，是講究修身做人的宗派。如太虛大師所說：“仰止唯佛陀，完成在人格;人成即佛成，是名真現(xiàn)實?！甭勺诘挠^點，人格完成了才能成佛。修身完成了，才能進一步開發(fā)內(nèi)心的光明智慧，而證悟最高的真理。也就是人們常說的“以戒生定，以定發(fā)慧”。這是律宗給予人們的指示，因而也有“修身律”之說。

作為一個重要的佛教宗派，歷史上律宗的高僧大德代不乏人。除了唐朝的道宣律師、秀律師，宋朝的允堪律師、元照律師之外，唐朝書僧懷素、東渡日本的鑒真大師，明末的云棲袾宏、蕅益智旭，民國初年的弘一法師，都是精研律宗的著名佛學領袖。

唐朝以來的巴蜀地區(qū)，是律宗重要的傳播區(qū)域。隋朝末年戰(zhàn)亂、安史之亂、唐末五代戰(zhàn)亂，北方人士紛紛逃往相對安定的巴蜀避難，給巴蜀地區(qū)的佛教繁榮創(chuàng)造了絕好機遇。唐代著名的高僧玄奘，于唐高祖武德五年(公元622年)年滿二十之時，在成都受具足戒，并坐夏學律，研究律學，“五篇七聚之宗，一遍斯得”。玄奘的弟子懷素，不僅以書法狂草出名，而且開創(chuàng)了新的律學，后人稱為東塔學，成為中國律宗三大門派之一。懷素晚年，就居住于四川成都的寶國寺。被胡適喻為“中國最偉大的禪師”的唐代著名禪師馬祖道一(公元709—788年)，雖然出生于成都什邡，卻受具足戒于渝州(今重慶市)圓律師。從中可以看出，唐朝時期的巴蜀，律宗的發(fā)達程度確實非同一般。

宋代，律宗有了新的發(fā)展。宋代佛教，諸宗融合，倡導禪凈合一、凈律合一，且佛教戒律出現(xiàn)儒學倫理化傾向。宋真宗賜太平興國寺“奉先甘露戒壇”的匾額，并立甘露戒壇。隨后命天下各寺，廣置戒壇，在京師和各路設置戒壇七十二座。在南方，戒壇也興盛進來。北宋中期以后，律宗的首善之地在汴梁(開封)，但律學事實上的中心仍然在南方的吳越錢塘一帶，巴蜀地區(qū)的律宗也十分發(fā)達。如著名的柳律師，持律苦行，就居于重慶開縣的大覺寺。

唐宋時期，巴蜀地區(qū)確為律宗的重要傳播區(qū)域，南宋之前，長壽定慧寺修行律宗，看來不是個別現(xiàn)象，而應當是巴蜀地區(qū)律宗發(fā)達的眾多例證之一。

律改禪的大變革

南宋孝宗淳熙元年(公元1174年)，定慧寺發(fā)生了有史以來的一件大事：革律改禪。從此，定慧寺從弘揚律宗改為傳承禪宗。

關于這次重大變革，歷代《長壽縣志》只字未提，仿佛壓根就沒有發(fā)生過此事。對此，晁公遡《嵩山集》卷五十《定慧院記》，有這樣一段記述：

用此以卻四方之士，而保其環(huán)廬之田，以庇其室，至于長子孫而襲居焉，非徒不能化其民而又甚之也。異時嘗見東南持禪那者，為嚴不與律等。今若易律而禪，求具名德者，令說法齊眾以表率之，其于佐教化者宜易也，而涪之民當有勸焉。于是上之即位十二年，郡守得請于朝，命吉祥寺僧了鑒統(tǒng)其徒。

這段十分珍稀的文字，講述了三層意思。

一則，批評定慧寺借修行戒律標榜自己，有意用嚴苛戒律把眾多信眾拒之門外，而寺廟保有眾多田產(chǎn)，僧侶因擁有財產(chǎn)而娶妻生子，并子子孫孫繼承廟產(chǎn)。這種做法，不僅沒有發(fā)揮寺廟教化民眾的作用，而且比不教化民眾反有過之而無不及。

二則，稱贊長江中下游一帶修行禪宗的寺廟，戒律沒有律宗那么嚴苛，因而參與修持者更多。如果將定慧寺革律改禪，延請道德高尚、精通佛典的住持其間，讓其向大眾說法，并從行動上率先垂范，這就很容易起到輔佐國家教化民眾的作用，對于長壽的民眾而言，肯定會有很好的鼓勵作用。

三則，定慧寺革律改禪的建議，得到時任涪州知州的贊同，并上奏朝廷，最終獲得宋孝宗的朱批，于是從淳熙元年(公元1174年)起，定慧寺由律改禪，并指定吉祥寺住持了鑒禪師，統(tǒng)管定慧寺的僧人，接管定慧寺的佛教事務。

定慧寺的律改禪，并非一個偶然事件，其實是唐末以來禪律相分、禪律相攻、革律為禪這一歷史大趨勢的一個縮影。

中國禪宗的創(chuàng)立，是中國佛教史上一次偉大的革命。唐初佛教雖然號稱八大宗派，但武宗會昌五年(公元845年)滅佛后，真正最有生命力的是禪宗。禪宗從菩提達摩濫觴，到唐初因六祖慧能大師而最終創(chuàng)立，于是憑借“一切眾生皆有佛性”的佛性觀，“無相戒”的戒律論，“不立文字、教外別傳、直指人心、見性成佛”的頓悟法，其學說之誘人，贏得了眾多信眾的擁戴，其聲勢之浩大，很快演化為五宗七家，成為佛教中國化的標志，占據(jù)了中國佛教的主流。

律之為用，禪教共持，修行不同，取舍各異，而禪者對傳統(tǒng)戒律的態(tài)度和認識，與律師的主張迥異。在禪宗看來，佛教戒律不是修禪者必要的或根本的制度，沒有必要實行那么嚴苛的儀軌，這就逐漸形成“禪律相分”的格局。

到了宋代，禪者往往強調(diào)直取佛境，直了成佛，“禪律相分”的思想更為突出，轉(zhuǎn)而發(fā)展為“禪律相攻”，即在戒律思想和持守理念上的相互攻訐抵制。最終，上升為“革律為禪”，即在寺廟資源的爭奪上，禪宗日趨占據(jù)上風，把眾多律院改為禪院。

繼晚唐五代而后，宋代的禪宗已經(jīng)完全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。支持定慧寺“革律改禪”的宋孝宗趙眘(音shèn)，不僅是禪宗的信仰者，更是禪宗的庇護者。

定慧寺的由律改禪，是大趨勢的直接產(chǎn)物，是中國佛教發(fā)展歷史的必然結(jié)果。這次變革，對定慧寺的發(fā)展，產(chǎn)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。

厚重的千年古剎

關于定慧寺的創(chuàng)建時間，歷代《長壽縣志》均有準確的記載。

迄今最古老的長壽史志明朝成化《重慶府志·長壽縣》記載：

定慧寺，在縣東一里，宋紹興間建，洪武間重修。

康熙五十三年《長壽縣志》載：

定慧寺，治東。宋紹興中建，明洪武中重修。甲申之亂毀，康熙七年重建。

光緒元年《長壽縣志》載：

定慧寺，縣東南五里，宋紹興中建，明洪武時重修。

這三則記載，均言定慧寺始建于南宋高宗之紹興年間。

歷代《長壽縣志》關于定慧寺創(chuàng)建時間的記載，不僅影響了長壽，而且也影響了全國。

《大明一統(tǒng)志》卷六十九載：

定慧寺，在長壽縣治東，宋紹興間建，俱本朝洪武間重修。

清嘉慶《大清一統(tǒng)志》卷三百八十八載：

定慧寺，在長壽縣東，宋紹興中建。

清雍正《四川通志》卷二十八載：

定慧寺，在(長壽)縣東，宋紹興中建，明洪武間重修。

因為這些頗具權(quán)威性的記載，在很多人看來，定慧寺創(chuàng)建于南宋紹興年間(公元1131—1162年)，已經(jīng)是不可更改的定論。

然而，新近發(fā)現(xiàn)的證據(jù)，不能不讓人對這個眾口一詞的結(jié)論提出質(zhì)疑：定慧寺創(chuàng)立的時間，應當在南宋之前。

這個證據(jù)，就是晁公遡的《定慧院記》。該文在記述南宋淳熙元年(公元1174年)宋孝宗下詔同意定慧寺革律改禪、由吉祥寺住持了鑒接管定慧寺時，還有這樣一段文字：

越明年，而寺之榱桷板檻之腐撓者，蓋甓級磚之夷圮者，鑒皆易治之，其宇日以嚴飭，其俗有革于舊。

可見，了鑒在接管定慧寺革律改禪的同時，用了大約一年時間，對定慧寺進行了一次大維修，對已經(jīng)毀壞的設施設備進行了翻修整治，并大力弘揚禪宗的宗風，廣泛吸納信眾，廟宇為之一新，修行律宗時的弊病，也隨之革除。

既然，定慧寺“榱桷板檻之腐撓者，蓋甓級磚之夷圮者”，經(jīng)過一年之久才得以修復，則說明定慧寺毀損的嚴重程度，一定是經(jīng)歷了相當長時間的累積。如果定慧寺始建于紹興年間(公元1131—1162年)，到淳熙元年(公元1174年)長不過40年，短則10多年，斷不至于毀損到這么嚴重的程度。

那么，定慧寺的始建時間，是否可能在宋室南渡之前呢?

從晁公遡《定慧院記》關于定慧寺始建直接受柳宗元治理柳州之啟示的記載看，定慧寺的始建時間，應該離唐憲宗元和十四年(公元819年)柳宗元病逝于柳州不會太久。南宋紹興年間(公元1131—1162年)距柳宗元辭世已經(jīng)長達300多年，與定慧寺始建受柳宗元啟發(fā)的情形，顯得不夠契合。

到南宋淳熙元年(公元1174年)定慧寺革律改禪為止，定慧寺修行律宗的時間應該相當長久。晁公遡《定慧院記》記載定慧寺的律宗僧侶“保其環(huán)廬之田，以庇其室，至于長子孫而襲居焉”，說明定慧寺的僧侶，受宋朝僧侶可以結(jié)婚生子習俗的影響很大，寺廟財產(chǎn)實行長子長孫繼承制，已經(jīng)實行了相當長的時間段。

從中國佛教歷史看，律宗有寺廟，顯然早于禪宗。禪宗創(chuàng)立初期約250年間，禪僧居無定所，有的穴居野外，有的寄住律寺。唐德宗、憲宗時，馬祖道一的弟子百丈懷海始建禪居，因為當時江西洪州百丈山禪客云集，百丈懷海不得不專立禪院?！毒暗聜鳠翡洝肪砹羞@樣一段記載：“百丈大智禪師，以禪宗肇自少室，至曹溪以來，多居律寺，雖列別院，然于說法住持，未合規(guī)度，故常爾介懷。于是創(chuàng)意，別立禪居?！?/span>

唐宋時期，巴蜀地區(qū)是律宗的發(fā)達之地。長壽地處交通大動脈長江之濱，是西蜀到東川、江南到巴蜀的必經(jīng)之地，文化發(fā)展往往得風氣之先，定慧寺成為巴蜀地區(qū)的早期律宗寺廟，完全是順理成章的事情。

綜合各種因素，定慧寺的創(chuàng)始時間，應該在晚唐到北宋之間，至今應當在1000年左右，稱之千年古剎，當屬名符其實。

習儀朝賀之所

作為宗教場所，定慧寺的主要功能當然是宗教活動，但并不盡然。康熙五十三年《長壽縣志·寺觀》在記述定慧寺時，特別記下了一句話：“為本縣習儀朝賀之所?！?/span>

習儀朝賀，究竟何指?對于定慧寺而言，意味著什么?簡單地講，習儀，是學習訓練禮儀;朝賀，指各種朝拜慶賀活動。習儀朝賀，是指為完成各種朝拜慶賀活動而學習練習相應的禮儀。

中國是一個重禮的國度，各種朝拜慶賀，都必須有相應的禮儀。禮儀是朝賀的儀式，朝賀是禮儀的歸依。朝賀，其實是一種政治活動，表現(xiàn)的是臣民、下級對皇權(quán)和上級的服從敬重，反映的是一種政治倫理，對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文化和社會產(chǎn)生過重要影響，它加強了中央政權(quán)的凝聚力，極大地鞏固了社會統(tǒng)治秩序。

中國的朝賀制度起源甚早。相傳，堯舜時已有外族來朝。殷商時期，朝貢制度漸具雛形。周初，形成了以五服制為標志的朝貢義務制度。到秦始皇時，首次使用“朝賀”二字，規(guī)定“朝賀皆自十月朔”。

漢代，朝賀制度趨于成型，并制定了相應的朝賀禮儀，對朝賀過程中的言行舉止，都有明確的規(guī)定。晉代，節(jié)日朝賀制度有了進一步發(fā)展，儀式比漢代更為復雜。

開元十七年，唐玄宗首開將皇帝誕辰列為節(jié)日的先例，此后，唐代皇帝基本都會在生辰這一天接受群臣朝賀。以皇帝生日為節(jié)日，行朝賀禮，是節(jié)日朝賀制度的重大進展，標志著節(jié)日朝賀制度已基本成熟。

宋元時期，節(jié)日朝賀制度得到繼續(xù)發(fā)展。

明朝，朝賀制度在繼承前代的基礎上有所創(chuàng)新和發(fā)展，達到高度完備階段。開國君主朱元璋非常重視禮樂制度，“首開禮、樂二局”。獨創(chuàng)了圣賢后裔朝賀制度，并用賓禮相待，體現(xiàn)出明朝尊儒崇教的治國思想。朝賀禮儀有了豐富和提升，洪武時制定了配套的朝賀樂、朝賀表箋式和大宴儀。

清朝繼承了明朝以來的朝賀制度，到了晚清才逐漸衰落下去。

古代的朝賀活動，有中央和地方之分。中央以皇帝接受朝賀為核心，活動主要有大朝會、大宴會和賞賜;地方上王國、司府州縣包括藩屬國，都有相應的慶?；顒?。

朝拜慶賀活動離不開禮儀。為確保朝賀活動的莊嚴隆重，必須配套相應的禮儀，于是，學習訓練朝賀禮儀，成為提升政治修養(yǎng)、適應政治生活的必修課。以明朝為例，明初洪武年間，在南京朝天宮內(nèi)建有習儀亭，作為三大節(jié)(春節(jié)、冬至、皇帝誕辰)前文武百官演習朝拜禮儀的場所，有時也作為官僚子弟襲封前學習朝觀禮儀的地方。除了京城有習儀場所外，各個地方也有相應的習儀場所。如陜西安康的報國寺，就是“昔人朝賀習儀之所?！?/span>

定慧寺被確定“為本縣習儀朝賀之所”，可見其已經(jīng)具備了某種政治屬性，其社會地位之高，遠非長壽其它寺廟可以比肩。

長壽佛教的中樞

作為千年古剎，定慧寺不僅歷史悠久，而且歷來是長壽佛教管理中樞的所在地，其地位之顯要不言而喻。

明朝成化《重慶府志·長壽縣》，在記述洪武年間(公元1368—1398年)重修定慧寺時，特別提到“僧會司在焉。”

僧會司，是掌管一縣僧尼事務的官設機構(gòu)，相當于今天的宗教事務局或佛教協(xié)會。設僧會一人，選拔精通佛典、戒行端潔者為之，作為管理一縣僧尼事務的僧官。

隨著佛教傳入中國，并深刻影響中國的社會生活，國家開始設置專門機構(gòu)管理佛教事務。

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執(zhí)政時，發(fā)生了中國第一次毀佛法難，繼立的文成帝則于興安元年(公元452年)下詔復興佛教，同時設置監(jiān)福曹為中央僧官機構(gòu)，成為中國第一個掌管佛教的專門機構(gòu)。后改為昭玄寺，統(tǒng)攝諸州的沙門曹與州統(tǒng)、郡統(tǒng)、縣統(tǒng)等，并裁決殺人罪以下之僧尼罪犯。

南朝則設僧正、僧主、法主等僧官。隋代改昭玄寺為崇玄署，唐代仍設崇玄署。后改高左右街大功德使、左右街僧錄司。宋代鴻臚寺所屬有左、右街僧錄司，掌寺院僧尼帳籍及僧官補授。

明朝洪武十五年(公元1382年)，始置僧錄司，掌釋教之事。各直省府屬置僧綱司，設僧正一人;縣屬置僧會司，設僧會一人，各掌其屬釋教之事。由此看來，長壽定慧寺的僧會司，設置時間為明朝初期的洪武十五年。

清朝的佛教政策幾乎完全繼承明代，并仿照明代僧官制度，在京設立僧錄司，所有僧官都經(jīng)禮部考選，吏部委任。各州府縣僧官，則由各省布政司遴選，報送禮部受職。所有僧官的職別名稱，都和明代無異。

建立民國后，中國佛教總會于1912年4月在上海成立，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自主的佛教組織開始登上歷史舞臺。主要領導人有敬安、歐陽漸、謝元量等。中國佛教總會提出了“保護寺產(chǎn)、振興佛教”的口號，并得到南京臨時政府的承認。袁世凱以大總統(tǒng)教令形式，頒布《中國佛教總會章程》，并出版《佛教日報》。

隨后，各個地方也相繼成立了自主的佛教組織。民國二年(1913年)，長壽縣佛教會成立，設立于定慧寺。據(jù)民國三十三年(1944年)《長壽縣志》記載，當時長壽有佛教寺廟240座，廟產(chǎn)田土2741.5畝，和尚1158人，尼姑434人。寺廟和僧尼總數(shù)，在重慶居于前列。后來，長壽縣佛教會遷移到城內(nèi)的石佛寺，再遷至北真觀，最后遷移到菩提山的金容寺(菩提寺)。

可見，從明朝洪武十五年(公元1382年)在定慧寺設立僧會司，到民國二年(1913年)在定慧寺設立長壽縣佛教會，至少有500多年時間，定慧寺都是長壽佛教事務的管理中心，承擔著長壽佛教發(fā)展與管理的重要職能，對長壽佛教事業(yè)發(fā)展功不可沒，堪稱長壽第一寺。

定慧寺之所以在至少長達500多年時間里，成為長壽佛教的中樞，與定慧寺的悠久歷史和特殊位置，可以說密不可分。既是千年古剎，又是習儀朝賀場所，特別是扼守長江門戶，與長壽老縣城和商業(yè)中心河街只有一溪之隔，定慧寺的這些綜合優(yōu)勢，周邊的西崖寺、吉祥寺，都是不可比擬的。后來，隨著長壽縣城由河街遷到鳳山，河街的行政、商業(yè)功能受到削弱，定慧寺的佛教中樞作用才隨之減弱。

廟產(chǎn)興學的沖擊

從以佛代鬼與律宗修行，到紹興改禪與寺院大修，從宋蒙之戰(zhàn)與洪武重修，到甲申之亂與康熙重建，回顧定慧寺的千年歷程，可以說歷經(jīng)滄桑。

目前保留下來的定慧寺，主體建筑乃清朝康熙七年(公元1668年)重建，迄今已經(jīng)接近350年歷史。

幾乎從民國建立不久起，定慧寺就從香火興旺而變得日漸冷清。今天的定慧寺，更是山門損毀，殿宇傾頹，門窗破舊，佛像剝落，匾聯(lián)殘缺，碑碣亂橫，香火不再，鐘鼓久絕，荒草苔蘚滿地，民居錯雜其間，全無莊嚴氣象，只有冷清蕭條，令人不禁噓唏，頓生興廢之嘆。

作為長壽佛教中樞的千年古剎定慧寺，到底何以淪落至此?

原來，清末民初的兩次“廟產(chǎn)興學”風潮，是導致定慧寺由盛轉(zhuǎn)衰的直接原因。

所謂“廟產(chǎn)興學”，是清末民初形成的勒令僧人還俗、用寺廟產(chǎn)業(yè)辦學的風潮。清末民初之際，由于部分知識分子及政府官員對佛教缺乏了解，以及土豪劣紳等野心分子覬覦廟產(chǎn)，乃借興辦新學之名，行吞并寺產(chǎn)之實，造成寺廟財產(chǎn)被損毀、侵占，僧尼被勒令還俗等迫害佛教的不良后果。

第一次“廟產(chǎn)興學”風潮，以1898年清朝湖廣總督張之洞的《勸學篇》為標志。

甲午戰(zhàn)爭失敗后，割地賠款，國事日非。為了抵御列強，必須改造教育體系以增強國力，天下需設學堂約萬數(shù)，但朝廷無此財力。于是，張之洞作《勸學篇》，并上奏朝廷，提出寺廟“其物業(yè)由布施而來。若改作學堂，則屋宇、田產(chǎn)悉具。此亦權(quán)宜而簡易之策也?！睆堉刺岢隽司唧w的實施步驟：一縣的寺觀，取十之七以改學堂，留十之三以處僧道;改為學堂之田產(chǎn)，學堂用七，僧道仍食其三。在張之洞上《勸學篇》之前一個多月，康有為也向光緒帝建議，把佛寺和道觀改建成現(xiàn)代學校。1898年7月10日，光緒皇帝下旨各地，除用于祭祖儀式之外，寺廟悉數(shù)改成學堂。這道圣旨，在一些地方得到迅速執(zhí)行。

第二次“廟產(chǎn)興學”風潮，以中央大學教授邰爽秋的“廟產(chǎn)興學促進會”和內(nèi)政部長薛篤弼主持制定的《寺廟管理條例》二十一條為標志。

1928年5月，中央大學教授邰爽秋在南京召開了全國教育會議上，領銜發(fā)表《廟產(chǎn)興學運動宣言》，主張“打倒一切罪惡之本的特殊階級僧閥;解放在僧閥之下受苦的僧眾;沒收僧閥所有的廟產(chǎn)，以此充作教育事業(yè)經(jīng)費?！边@項議案不僅贏得與會者的贊同，而且得到內(nèi)政部長薛篤弼的首肯。1929年 1月25日，內(nèi)政部公布了《寺廟管理條例》二十一條，廟產(chǎn)興學風潮有了政府的法令依據(jù)。1930年12月，邰爽秋成立“廟產(chǎn)興學促進會”，再次煽動在全國范圍內(nèi)沒收寺院財產(chǎn)。

與此同時，許多人將反迷信與反佛教簡單地等同起來。浙江、江蘇、安徽、四川、廣東、貴州、察哈爾、陜西、甘肅等地皆興起了一股沒收寺產(chǎn)的浪潮。

當時，新學堂的辦理成效與地方官員的政績相關，官員興辦學堂的數(shù)量，已經(jīng)作為考核官吏的重要內(nèi)容。四川省，是當時全國毀寺廟辦新學最力的省份之一，長壽縣更是四川省的辦學先進縣。長壽縣知縣唐我圻，上任不到一年，便籌款80余串，設立蒙學80余處，因為“廟產(chǎn)興學”成績優(yōu)異而連續(xù)獲記三次大功，被作為辦學典型而受到《東方雜志》的報道。當然，唐我圻之所以拼命推動“廟產(chǎn)興學”，除了政績考核的因素外，還與張之洞的私人親情有關。因為，張之洞是唐我圻的親姑父，唐我圻是張之洞的親內(nèi)侄。

唐我圻的推波助瀾，加快了長壽毀廟興學的進程。宣統(tǒng)三年(公元1911年)，長壽縣有小學堂115所，這些學堂絕大多數(shù)都是設于寺廟。1928年，河街、雙龍、太平、石堰、萬順等鄉(xiāng)鎮(zhèn)，都設有高小、初小班。1930年，增設鹿坪、晏家2所高等小學，全縣另有初小學校88所。1949年12月長壽解放后，幾乎所有小學仍是利用寺廟房屋作為校舍使用。

定慧寺在兩度“廟產(chǎn)興學”風潮中，被迫減少佛事，轉(zhuǎn)而辦學。從1913年“長壽縣佛教會”設立于定慧寺的情況看，第一次“廟產(chǎn)興學”風潮，對定慧寺的沖擊，似乎不及第二次“廟產(chǎn)興學”風潮嚴重。據(jù)民國三十三年《長壽縣志·學校》記載：1929年，河街共有七所初級小學校，定慧寺是其中之一。到1931年，將七校并為一所初級小學校，辦學地點仍在定慧寺。1947年2月，龍溪河水力發(fā)電工程處與中國火柴原料廠聯(lián)合，以定慧寺原有的初級小學校為基礎，成立員工子弟小學校，起名保育小學，占用校舍二間，學生多時達150人。

有專家研究，清末民初的兩次“廟產(chǎn)興學”風潮，引發(fā)了逐僧毀寺的洶涌狂潮，對于佛教的毀滅性打擊，遠遠超過歷史上著名的“三武一宗法難”。

固然，對于“廟產(chǎn)興學”風潮的利弊得失，可以任人評說。但是，可以肯定地說，如果沒有兩次“廟產(chǎn)興學”風潮的摧殘，定慧寺斷然不會淪落成現(xiàn)在的殘破和蕭條，響徹萬里的定慧鳴鐘，也不會成為長壽人揮之不去的遺憾記憶。

2015年6月25日星期四